佛教对中国古代孝道的影响

　　文/曾梦　　　　　　清代，福建闽县有个叫林云铭的人，受奸臣谋反的牵连，被关进大牢。他的妻子蔡氏因为丈夫下狱而忧郁不已，积久成疾，吐血不止，生命危在旦夕。为了救母亲蔡氏，女儿林瑛到处求医问药，效果都不明显。听到方士说人肉对治疗疾病有奇效，林瑛于是从自己手臂上割下一块肉，放进药中煎煮。神奇的是，蔡氏吃了后，不久就苏醒了过来。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 割股疗亲是晚辈用来向长辈表达孝心的一种独特方式。就是当自己的亲人得了不治之症时，不惜从自己身上割下一块肉或部分器官，煮给父母吃，希望以此来医治好父母的病。从无数例证看，这种形式的孝道有时确实恰好医治了病人的顽疾，但大多数是亲人没有治愈，自己的身体也受到损伤。割股疗亲一直被标榜为至诚至孝的行为，但其实这一传统孝行刚开始并不是中原本土的风俗，其形成和佛教有着深厚渊源。　　　　推究割股风气的由来，始出于古印度佛教寓言中关于舍身供养和医理方药的传说。魏晋以来，佛教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逐渐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出现了家家观世音，处处弥勒佛的局面，佛教的毁体祈福风俗得以广泛传播。《法华经》就曾记载，药王菩萨在佛塔前自燃双臂，供养72万年。经中还赞叹了药王菩萨的这种烧身行为，并称之为最尊最上第一施，后世僧人就多以此处作为自己烧身的依据。　　　　除了断臂燃身，还有割肉喂鹰的佛教传说在中原流行。相传佛祖欲救鹰爪下的兔子。鹰说，你救了兔子我就得饿死，你不救兔子它就会被我吃掉，你看着办吧

。佛祖于是割肉喂鹰。这些舍身供养的寓言，经过封建统治阶级的宣传和煽动，成为一种新兴的风俗。为了更好地融入中国本土文化，割股与儒家孝道融合，使割股供佛演变成了割股奉亲。以往流传的二十四孝中，就有割肉疗亲的故事。　　　　南北朝以后，佛教势力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日趋隆盛，寺院林立，遍布全国。佛经的广泛流传使其中关于割股可以治病救人的功效被更多人熟知。据《观音经持验记》载，明朝有个叫朱德贞的居士，因为父亲病驾，就割股侍奉父亲，后来父亲的病慢慢得以恢复。　　　　《本行经》说，佛在过去做王太子时，父王有病，医师说吃没有愤怒的人的肉可以治疗父王的病。太子自思我从来没有那些愤怒的情绪，于是命令宫人割自己的肉给父王吃。父王吃了后，精神大好，休息数日就痊愈了。依此佛教故事，唐代开元中明州人陈藏器就写了一本医书《本草拾遗》，上面明确叙述人肉可以治肺结核，从此民间以此为依据，多言人肉可以治疗疾病。佛教中所描述的割股具有医理方药的作用是割股疗亲得以广泛被民众接受的直接原因，民众期望这样的形式可以快速直接治好亲人的顽疾。此时，割股疗亲成了传统孝道的一种极端表达方式。　　　　有了佛教的影响，割股疗亲发展迅速。一方面有医生群体的告知和病人道听途说，割股疗亲的受众渐渐扩大。例如唐朝时，居士王友贞的母亲病了，他割股给母亲吃就是因为医生告知只有吃人肉可以医治。清代时，孔氏家族的圣聪侍奉自己的曾祖特别孝顺。曾祖有顽疾，久治不好，圣聪听从医生建议，割股做药来治疗曾祖的病。清朝光绪年间，徐水大营村人陈孝子，母亲病得严重，他听乡里人说用药和人肉熬制可以治病，于是用刀割肉下药，他的母亲吃过后病慢慢好了。大量割肉事实的发生加深了他人对此做法的印象，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他们在亲人生病时选择割股行为。　　　　另一方面，割股疗亲行为得以大范围传播，很大程度上受官方主流意识的推动，主要表现在物质奖励和行孝氛围两方面。在物质奖励方面，自隋朝陈杲仁的割股疗母受到政府旌表后，历朝历代对于割股疗亲或多或少都会给予旌表或奖励。国家的旌表和褒扬是使割股疗亲由个体行为扩展为群体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行孝氛围方面，社会四周流传着割股救父救母的事例，即使无效，当父母有疾病时，作为晚辈，割股具有的行孝内涵也会促使他们选择这一行为。　　　　割股疗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逐渐成为孝行的表达，但它以损伤自己的身体为代价，这与儒家提倡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身体观相违背。然而，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在割股疗亲的孝行实践中似无作用。割股者在救治自己长辈时，考虑的是直接的行孝，根本不在乎愚昧与否、安全与否，只是希望借此能救治自己的长辈。同时，当割股者能获得金银等物质上的奖励以及荣耀门楣的精神鼓励时，他们会加深割股行为的正当性而表现得无所畏惧。　　　　由于传统的孝道根植人们心中，加上国家的宣传、褒扬的政策、民众的效仿、家族和社会对孝的教化和医疗条件的局限，割股疗亲这种传统孝道行为在古代中国有着持续流传的坚固土壤。不过到了现代社会，受佛教影响的割股疗亲逐渐被认为是一种愚昧的行为。随着社会的安定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人们医学常识的不断增加，迷信守旧思想也日益被科学所代替，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割股疗亲孝行，已然成为一道多少有些令人诧异的历史风景。